在盂县历史上，有一位护佑一方的公主，人称柴花公主。千百年来，柴花公主的事迹一再载入地方志中，但是翻遍五代正史，难寻其踪迹，不禁疑惑，历史上真有柴花公主其人吗？柴花公主有着怎样的离奇身世？她又是如何由人而成神的？笔者经过多番考证，倒也寻得一些蛛丝马迹。
一
明成化版《山西通志·山川》载：“水神山，在盂县东北十里。相传昔周世宗女秉性贞烈，不欲适人，潜于是山树下，涕泪良久，渴而思水，扣地求之，俄而泉涌，饮毕，自缢于树。乡人立庙祀之。旱祷辄应。”
从记载看，这是一则简短而又颇具传奇色彩的民间传说。“渴而思水，扣地求之，俄而泉涌……旱祷辄应”，这部分情节有着明显的民间故事特征：在地上磕了一个头，就有泉水汩汩而出，这是民间故事中常见的超自然现象，并表现出人类战胜自然的类型化倾向；将死去的人封神，并向神灵表达自己的诉求和愿望，希望得到应验，具有浓郁的迷信色彩；“柴花”明显不是公主的封号，也不是公主的名字，这个土味化的名字符合民间故事口头传播的典型特征。
但这个故事也有反映真实的一面，“周世宗女秉性贞烈，不欲适人，潜于是山树下，涕泪良久……自缢于树。”这部分情节有时间：后周时期；有地点：盂县水神山；有人物：周世宗女；有事件：此女性格刚烈，不想屈从于父母安排的政治婚姻，毅然逃婚，行至太行深处，钱粮殆尽，孤身弱女，饥渴难耐，茫然四顾，昔日养尊处优的她，竟不知何去何从，于是心灰意冷，自缢而死。从这一方面看，采用的是历史笔法。
严格来讲，这个故事与史家所称的“历史”是不相符的，应该是地方志的编者因为柴花公主在本地的非同凡响的影响力，大量走访当地百姓，收集了这个民间故事，并进行了文学的再加工，载入地方志中。
但换个方向思考，民间传说也是离不开历史的。很多民间故事都是以真实事件为蓝本，进行了艺术加工、润色。柴花公主的故事也不例外：后周时期，一位气度不凡的逃婚（落难）公主，逃至盂县，自缢身亡。出于对地位尊贵的公主的敬畏和同情，深山里淳朴的百姓通过地方官层层上报朝廷，出于某种不能为人所道的复杂原因，朝廷未有回音，别无他法，山民们只好集资安葬了这位身份尴尬的公主，并建了一座简易的祠堂来祭祀她。凡此种种，都能在这个民间故事中看到一个不能被百姓所知内幕的真实事件。
这个事件对一辈子都没跨出深山的百姓来说，是一件大事，于是口口相传，愈演愈烈，最后发酵成了符合百姓意愿和心理期许的凄美故事。
据后现代主义历史思潮的观点：“对传统意义上的客观历史的终极追求只是一个梦想，历史客观性只是话语架构而成的。因此，对传承下来的各种形态的记忆或记录进行真伪考辨已经不重要了。”且不说柴花公主之事的真伪，它真真切切地反映了盂县本土百姓的历史观念，即在口述自己历史的时候，并不要求真实，而是越传奇越好，以此传播本土的信仰和信念。所以，关于柴花公主的历史只能称作是盂县人的历史，“信仰”和“信念”的历史。
二
关于柴花公主的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夫当陈桥之变也，韩通而外，举朝莫不俯首听命，惟圣母以后周之贵主，值未字之髫年，偏以矢死，靡他者，从容尽节于此山，非甚贞烈，孰能若是？”（清乾隆《新建月台石阶并改建石阶牌坊重修山门碑记》）
由明朝地方志中的“不欲适人”到清朝碑记中的“从容尽节”，到底哪个版本的故事更真实一些？这不得不先从后周说起。后周是处于唐宋夹缝中的一个很短命的朝代，历经三世，短短十年。在这样一个没有完成统一大业的朝代里，却出了两位戎马倥偬、存眷民生的明君。后周世宗柴荣本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外侄。因为郭威的妻子柴氏不能生育，便收养了娘家的侄子柴荣，柴荣就成为郭威名义上的嫡长子。当郭威还是一个为后汉征战天下的将军时，处于后方的暴君汉隐帝因为忌惮郭威父子的赫赫战功，便残忍杀害了郭威和柴荣在京的家眷。这其中包括郭威的两子一女和柴荣的三个幼子。这场祸事之惨烈，几是灭门。被杀的有没有柴荣的女儿，不得而知，史书没有记载。郭威一气之下反叛推翻了后汉的统治。公元951年，郭威登上帝位，建国号周，因为郭威的男性直系亲属尽数被害，柴荣成为事实上的继承者。三年后，郭威病故，柴荣继位。
这位平民出身、行事低调的帝王，并没有在皇权中迷失自己，他没有大肆封赏宗室，只是追封了几位死于隐帝之祸的皇亲，在世的皇子皇女皆没有封号。罕有地，不知出于何意，宋朝的史官并没有在正史中记载柴荣的女儿的任何信息，只是在显德六年三月，草率地提了一句 “以皇女薨，辍朝三日”。史官并没有对这位离世的“皇女”留下只言片语。按常例，皇帝的女儿必须经过正式册封才能称为“公主”。显然这位“皇女”并没有经过正式册封就已经去世了。
“皇女”年龄几何？因何而死？是在隐帝之祸前出生，还是在后周建立后出生？如果这位皇女在后周建立后出生，此时大约只有八九岁的年龄，还不到适婚年龄，所以不存在“不欲适人”的可能性。此时她的父亲周世宗还没有过世，后周也没有被宋朝取代，所以也不存在皇女因王朝覆灭、复国无望而自缢的可能性，那么这位皇女应该不是缢死在盂县水神山的柴花公主。如果皇女是隐帝之祸前出生，而又没有被汉隐帝杀死，推算下来，这位皇女大约也到了待嫁的妙龄了吧？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周世宗为自己的女儿定了一门亲事，这门亲事又有着基于稳固江山的政治目的，皇女对自己的婚事很不满意，怎么办？于是选择了逃婚，最后选择在深山里自缢而亡。只因皇女身亡不久，朝廷还未来得及去迎回皇女的灵柩，周世宗也因病驾崩，幼帝登基，后来又发生了陈桥兵变，江山易主，混乱之中，皇女的安葬事宜无人主持，从此这位可怜的皇女便永久葬在了异乡。
如果史书中这位离奇夭折的“皇女”就是柴花公主，那么柴花公主大概率是因为“不欲适人”而潜入水神山的。
无独有偶，与柴花公主同时代客葬盂县的还有另一位大人物——苗训。苗训，善天文占卜之术，原在后周世宗柴荣帐下。柴荣过世后，苗训以“一日克一日”的神秘预言促成了陈桥兵变，从此深受赵匡胤器重，官至检校工部尚书。但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后，苗训便选择了隐退，不知所踪。
据清乾隆版《盂县志》载：“（苗训）卒年七十余，今县东白土坡有训墓。”这就有些匪夷所思了，苗训祖籍山西永济，古人讲究落叶归根，按理应该归葬永济，抑或身为朝廷元老，荣葬京畿。客葬盂县是何原因？在我看来，是因为愧对先君柴荣，有护佑陪葬幼主之心。以苗训之力，将客死他乡的幼主推上祭坛，享受水神山周边几十里百姓代代香火供奉，也不是不可能。
三
那么，柴花公主是如何由人而为神的？
据明天启年间盂县元吉廪生史万选《重修水神圣母庙碑记》载：“适我婶母杨氏……染病月余不痊，忽一夕，梦圣母冉冉而至，归视乎婶母曰：‘余乃水神也，不耐风雨摧残，尔其为我筑舍，我当起尔病。’及醒，而依稀如在。婶母遂慨然曰：‘诚如神教，愿独力修补，决不敢他有万化。遂鸠工起造，未踰月而体健如故。神之灵感亦至是乎！”
这应该是史万选无意中记录的一次民间造神活动。这在盂县不是个例。盂县藏山因为是春秋时期“赵氏孤儿”的藏匿地广为人知。后来“赵氏孤儿”赵武被百姓尊奉为藏山灵感大王。赵武和柴花公主均符合造神的第一个条件——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高尚的节操或杰出的功绩。山区罕有大人物出现，如果给柴花公主冠以“神”的称号更易被大众接受和崇拜。这时刚好有一个人因为久病产生臆想或者出于某种目的，称柴花公主托梦于她，于是柴花公主“灵感莫测”的消息便传播开来，这符合造神的第二个条件——“显灵”。从此柴花公主被尊奉为“水神”，每逢庙会，信徒溢道，往来不绝。史万选在《重修水神圣母庙碑记》中就反映了这个现象：“水神圣母极其灵感，诸祈福、求嗣、攘灾、却难者，辄有所祷，其应如响。以故每年四月四日，城市乡村，男女老幼骈然交集，虔心顶礼。即一举一动，一火一香，罔不各致其诚。自非圣母显赫，乌睹此哉！”
柴花公主成神，也离不开佛教道教的参与。据水神山烈女祠诸多碑记记载，几乎每次烈女祠的修缮扩建都离不开驻祠僧道的呼吁和化缘。比如明嘉靖四年《重修水神圣母庙宇》碑：“庙宇年久倾坏，有住持庵主宋妙贵善诱开昌，纠同庙主郭经、乡老宋公良、李公文升等修理完备。”明万历《重修圣母庙记》：“僧人圆树乞施于坊乡，随其所得，以次修举。”清康熙《重修庙记》：“柴花圣母由来已久……住持道士杜阳禄、王福瑞爰募化城村善士，鸠工庀材，重加修葺。”而且祠内的马王殿、灵官殿等建筑也明显具有道教的元素。这也是很多年来烈女祠祷祭不辍的重要原因。
逐渐地，柴花公主不欲嫁人的“贞烈”已经不足以满足精神所需，也不再具备道德教化的力量。饱读儒家经典的地方文人在考证柴花公主出处的同时，研读史书，发现了蕴藏在柴花公主故事中符合自己精神需求的价值观——忠义，而这恰恰契合了封建时代官方对秩序和孝忠的强调和推崇。据清光绪同知衔知盂县事项则龄叙：“神为周世宗女。陈桥兵变，宋代周禅，苻后郑王既迁，乃遁迹，殉节，故亦曰烈女”，“殉节兹山”可以证明到了清朝，柴花公主的故事已经发生了变异。
如果说民间对柴花公主的信仰是柴花公主由人变神的重要因素，那么盂县文人对柴花公主故事的改编，是柴花公主从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逐渐精神化的过程，逐渐成为以忠义为精神内核的柴花公主。
近日重游水神山烈女祠，闲阶寂寂，人迹杳杳。随着时代的发展，民间对柴花“圣母”信仰的力量会越来越弱，直至消解，但柴花公主所承载的忠义精神早已融入了盂县人民的基因血脉，并将永续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