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儿童节前夕，学校里一个漂亮的小姑娘戴着红领巾，来到我面前，郑重地给我系上了一条红领巾。瞬间，幸福感如暖流涌上心头，荣誉感似闪电贯穿全身，顿觉热血沸腾，喜泪盈眶，不知所措地连说了两个“谢谢”。我的脸在发红，一定红如晚霞。我真的与红领巾有缘啊！

　　记得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7岁，是1954年。小学一年级，不是说人人都能够入少先队的。我们班上有几个比我大三四岁的同学，现在想来，当时可能就是先要给那些年龄大点儿的、表现非常出色的孩子戴红领巾吧。老师说，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是用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是十分神圣的。那时，戴上红领巾的同学别提有多光荣啦！我对他们是十二分的羡慕。

　　我家的一条红领巾，有七八成新，那是我哥哥读小学时候戴过的，我喜欢得要命，回到家常常戴到脖子上，在镜子里左照照、右照照，但从不敢戴着出门。有一天，父亲要带我到阳泉去走亲戚。我感觉机会来了，就把这条红领巾叠成平展展的方块，装在口袋里。上了去阳泉的汽车后，我看了看车上没有认识的人，就把红领巾拿出来戴到了脖子上，很自豪地坐在车上，自我陶醉着。跟着父亲下了汽车以后，看周围的人我都不认得，便戴着红领巾在大街上自豪地走。那种荣誉感是出自内心的追求，我到现在还肯定地认为自己追求进步、渴望当先进的初心是对的。荣誉感夹杂着畏惧感，对一个7岁的小姑娘来说，心理负担还是挺大的。我怕别人看见，说你不是少先队员，怎么偷偷戴红领巾？就这样忐忑不安地跟父亲在阳泉转悠了多半天。下午要返回平定的时候，我们坐上汽车，仍然没有碰到熟人，所以我又多戴了一会儿，心里说不出的满足感。第一次正式戴红领巾，那可是68年前的事情了。今年我75岁了，遇上儿童节，心灵深处的激情还是像火山爆发般喷出。

　　1960年，我考入平定中学。初一的学生还属于少先队员，而且我是大队委员。在小学时连个小队长都没当过，虽然羡慕别人左臂上那一杠、二杠、三杠的队长标牌，但随着年龄增大，心智慢慢成熟，就不想偷偷干点啥了。上了初中，我既戴着红领巾，还戴上那三条红杠杠的队长标牌，兴奋的心情不言而喻。

　　到初二的时候，我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我们班是俄语班。有一天，教俄语的李老师拿着一封从苏联寄来的信，说有个叫瑞娜的女孩子想和平定夏令营的孩子交朋友，问我们谁愿意参与，可以给她写信。我听后十分高兴，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就跟老师说我要写信。除了我，班上还有好几个同学都给瑞娜写了信，先用汉语写稿，然后译成俄文，再请俄语老师帮助修改。当时邮一封信走航空，邮费一元钱，邮票要贴好几张小金额的才能凑够数。当时的一块钱多么宝贵呀，那都是我平时几分钱几毛钱攒起来的。

　　寄出希望，就会有收获。某一天，我收到了回信，是另外一个女孩写的，叫斯维达。原来那个叫瑞娜的女孩子，把我们几个人的信分给她的小朋友们了，我的信刚好被分给了斯维达。斯维达很有趣，每次写信，里面总夹有一张画片。咱们这里没这讲究，当时杨乙荣老师告诉我要有礼貌，要回赠一张。他回北京的时候给我买了一套颐和园的照片，我就每次给斯维达寄去一张。有一次斯维达在信中问我，中国的红领巾是什么样子的呀？我就给她把我们的红领巾寄去一条。后来她回赠给我一条他们国家的红领巾。苏联的红领巾稍微大一点点，布料一面儿是光滑的，一面儿是发涩的。老人们说，这种面料就叫织工缎。我非常高兴地戴了一会儿，同学们看了很羡慕。后来我上了初二，入了团，也就不戴红领巾了。我把这条红领巾视为珍宝，连同斯维达邮寄来的八封信一起放在盒子中珍藏起来。许多年后，我的儿子上了小学，入了少先队，第一条红领巾戴的时间长了，磨损了。我拿出了珍藏的红领巾给孩子戴上，一直到他小学毕业。这条红领巾是两国孩子纯真友谊的象征和见证，虽然彼此没见过面，但友谊长存！我还常常想，如今的斯维达怎样了？

　　后来我在平定师范附小当老师，被评为平定县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再后来就到2002年了，从阳泉六中退休后到育英学校继续从事教书育人工作。

　　育英学校是十二年一贯制的民办学校。一至六年级全是少先队员，从黎明到晚上，从教学楼到校园，到处都有红领巾在雀跃着、奔跑着、歌唱着。这红色的领巾连同红色的队旗，装点着美丽的校园。

　　我在这欢乐的时节，分享着红领巾们的青春活力，似乎又返回了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