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九月，平定州西南方向的游览胜地——冠山，别有一番景致。天高云淡，更显山势峥嵘。爽气宜人，愈增登临之兴。古松盘曲蓊郁，鳞爪参天。枫叶灿若朝霞，层林尽染。石桥如虹飞跨山涧，清泉似琴鸣奏朝昏。林间小径偶现樵夫身影，山麓寺院频传佛号经声。这一年是公元1245年，即蒙古乃马真后称制的第4年，26年之后的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这座寺院长松掩映，殿宇巍峨，显得庄严肃穆。大雄宝殿之后站立两位游客，一位年近五旬，身材魁梧，英气勃发。另一位年纪略大，面容清癯，显得文质彬彬。他们分别是平定等州总帅聂珪、“北方文雄”元好问。

高僧身出大觉寺

　　聂珪（1197-1252），金元间寿阳人，字廷（庭）玉。金末辟为委差官，后率众降蒙古，授招抚副使。击败武仙，以功授平定等州总管都元帅。为政缓急轻重，悉有条理。喜好结交文人雅士。《新元史》有传。聂珪在平定等州任职约十六年（1235-1251），所辖除平定州外还有皋州、邢州、晋州等处。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秀容（今忻州）人。金代兴定五年进士，累官至尚书省左司都事等职，金亡不仕。《金史》有元好问与其生父元德明传记。《平定州志》“人物·流寓”载其事迹。元好问是金、宋、元三朝交错之际的文学大家、历史学家、文化活动家。此前的金宣宗贞祐四年（1216），为避蒙古兵乱，遗山举家南渡到达河南。登兴定五年（1221）进士第，不就选，后应宏词科试。历任国史院编修官、三任县令（河南镇平、内乡、南阳）、尚书省掾。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汴京陷落，遗山被羁押至山东聊城。蒙古太宗九年（1237）方才在南渡后第一次返回太原。

　　聂珪与遗山谈到了一位曾在这座寺庙出家的高僧徽公。这位僧人是平定人，生于金代明昌三年（1192），俗家时名为和澄徽。他少年时比较文静，遇到寺庙会不自觉地行礼。七岁时，告诉父亲要出家。父亲把他送到冠山寺院，拜宗圆和尚为师。他勤行精进，几年后离开平定到南方访求名师。先是在亳州、泗州一带，后到嵩山少林寺、洛阳龙门山宝应寺，最后到达河南嵩山龙潭寺，拜高僧虚明寿和尚为师。不久就被推为首座。正大二年（1225），徽公到亳州普照寺开坛说法，声望渐起。他住在大名（今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慕名而来求学的人很多。不久因为补印《藏经》被赐号“寂照通悟大禅师”。徽公还很擅长琴道、诗词。

　　遗山说：“以前有一次我路过大名，曾经去拜访徽公。我的先祖曾生活在平定，但还未曾和他提起。”聂珪说：“徽公近来年纪大了，希望能叶落归根。我已准备派人前去迎接。”彼时大殿之后有一株古松，枝干粗壮，盘曲高耸，直入半空。遗山看了十分喜爱，不由得用手轻轻抚摸树干。聂珪又说：“这株松树原先还更壮观些，画工经常来描摹写生。今年夏天一主干忽然被大风折断，风貌不能和以前相比了。”遗山听到此处一怔，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难道徽公他……

　　此后遗山离开平定，前往山东东平。过皋州时寄诗于聂珪。而后经马岭、邢台前往大名。在到达大名时，得知徽公已经在三日前辞世了！其弟子告诉遗山，师傅在十一月初五时有点小病。五天之后，沐浴更衣，留下一首偈后就圆寂了，享年五十四岁。弟子们知道元好问祖籍平定，与徽公同乡，于是请求他撰写塔铭。《金史》传记亦有“兵后，故老皆尽，好问蔚为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铭志，尽趋其门”的记载。遗山知道无法推辞，于是撰写了《冠山寂照通悟禅师徽公塔铭并引》。此文收录在《元好问全集》（三晋出版社，2015年）中。文中记述了徽公一生求法的经历，也记述了自己和聂珪的冠山之行，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史料。塔铭曰：

　　父无此儿，祖不渠孙。秘窟龙潭，孤奉佛恩。其生也坐断水月之场，其没也卧护稠禅之门。岿然一塔，如不动尊。渺冠山之云，澹兮似无所存。异时触石而起，又安知其下涵盖乎乾坤。

　　徽公所著有《升堂语录》《解道德经》并诗、颂、杂文等。去世后七日，“远近会葬，倾动州邑。荼毗之际，灵异甚多。起塔于二祖（惠可）元符禅寺与山阳之白茅寺，遵遗令也。”白茅寺现名白云寺，位于河南省辉县市西30公里的太行山麓。据学者温玉成《元好问〈徽公塔铭〉注》（《山西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介绍，“徽公塔在白云寺东南不远的山坡间。这是一座五层方塔，青砖垒成，高约九米。塔的第一层正面镶有石刻塔铭，是金末元初著名诗人元好问所撰”。

　　光绪版《平定州志》中有“冠山在州西南八里，状如冠，故名。山麓有资福寺”的记述。在“坛庙”中关于资福寺的记载是，“元至顺辛未建，明洪武元年重修。正德二年拓建后殿。训导高士达、州人白镒、曹命俱有记”。至顺辛未，即1331年。据元好问所撰碑文可知，至迟在徽公七岁出家时冠山已有寺院，这一年是金章宗承安三年（1198），比州志记载早了133年。这也与赵秉文在金代大安二年（1210）任平定州刺史时所写的诗篇《重午游冠山寺》相印证。而且，遗山在铭文中还明确记载了当时寺院的名称为“大觉寺”：“七岁白其父求出家。父知其代植善根，送之冠山大觉寺，师宗圆大德洪公”。

　　关于在冠山的一段经历，遗山是这样记述的，“往予过大名，曾一诣师。予先世家平定，然未尝语及之也。今年秋九月过平定，游冠山。聂帅庭玉指似予：‘此寺即徽上人落发处也。渠已老，故瞻枌榆，有终焉之志，旦夕往迎之矣。’时殿后一大松，槃礴偃蹇，高出尘表，予拊而爱之。庭玉又言：‘此松先有虬枝，及地而起，画工往往貌之以为图。此夏忽为大风所折，松今非向比矣。’予私念言：‘成都石笋折，随有当之者。上人其不归乎？’及到大名，而师之逝已三日矣”。

冠山移得近城头

　　元好问另一处诗文中提到冠山，是在其《乡郡杂诗五首》其四。诗曰：新堂缥缈接飞楼，云锦周遭霜树秋。若道使君无妙思，冠山移得近城头？这组七绝诗歌据考证写于蒙古宪宗元年（1251）秋，距离上次冠山之行过去了六年时间。从组诗前几首的内容来看，这次遗山到平定依然是由总帅聂珪接待。另外，著名数学家李冶（古州六贤之一）当时在平定，他和遗山也是好友。元好问在组诗小序中写道，“余家自五代以后自汝州迁于平定，宋末又自平定迁忻，故文字中以平定为乡郡。”诗中的“使君”是对州郡长官的尊称，指总帅聂珪。

　　诗歌描述了作者在州署（帅府）内的所见。新建的厅堂位于高台之上，与闻名遐迩的涌云楼相连接，如仙山琼阁一般，气势非凡。时值深秋，庭院内栽植的几株乔木叶子金黄、橙红、苍绿，色彩缤纷，仿佛片片彩云从天而降，环绕四周。州署位于上城，地势颇高，新建的华堂与涌云楼又高出城墙。登临眺望，远处的冠山如文人雅士所戴的纶巾，在祥云映衬下巍然矗立，寺观亭台历历在目，如同移到近前一般。真是应当赞叹使君的奇思妙想啊！

　　《乡郡杂诗五首》其一：百年乔木郁苍苍，耆旧风流赵与杨。为向榆关使君道，郡中合有二贤堂。或许是遗山先看到了这座新建的厅堂，触景生情，因而向聂珪提出了设置纪念赵秉文、杨云翼的“二贤堂”的建议。

　　借景是古典园林建筑中常用的构景手段之一，是在视力所及的范围内，将好的景色组织到园林视线中的手法，有收无限于有限之中的妙用。州署内的新堂和名楼通过提高视景点的高度，使视线突破城墙的界限，让登临者游目骋怀，极视听之娱。遗山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特征，驰骋想象，将其艺术地表现在诗句中。

　　《金史》元好问传记有“其诗奇崛而绝雕刿，巧缛而谢绮丽”的记述，我们从这首诗中也可以品味到这些特点。此诗在后世广为传颂，并为许多诗人题咏、化用。明代平定才子白孕彩有一首《赋得冠山移得近城头》七律：堂成槽畔压高台，移取冠山一面开。讶似夸蛾新负出，疑如灵鹫乍飞来。乘樏不事邻青嶂，着履无劳傍碧苔。终日城头山色拥，偏宜清啸且衔杯。清代康熙年间著名诗人王士祯，号渔洋山人，他在《涌云楼故址》一诗中写道：更忆左司诗律好，移家曾费买山钱。因元好问曾任金朝左司都事，故以此代称。诗句的意思是，遗山诗句真是高妙啊，轻描淡写中就把冠山移近城头，还不曾花费购买山林的钱。同是康熙年间的浙江钱塘人赵端在《平定十二忆》七绝组诗“冠山”一首中写道：冠山飞翠入平州，缥缈高城烟景收。想象遗山诗句好，周遭云锦是新秋。乾隆年间平定州刺史姚学瑛在《平定官署抒怀》七律中有句：冠山移得近重城，雅喜松涛杂雨声。乾隆年间进士董元度是山东平原人，喜好游赏山水，他在七律《榆关》中写道：高敞书堂坐翠微，山光移近欲沾衣。道光年间“三代帝师”祁隽藻在《读元遗山诗》七绝中有句：冠山飞入涌云楼，更忆阳泉道院幽。

　　据已故文史研究者杜锡先生文章《也谈〈新发现的一首吟冠山的古诗〉》（收录在其著作《三余随笔》中）介绍，李宿定先生的祖上李延庚在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参加山西乡试的一份试卷，保存至今，诗文俱在。所考诗的题目即是《赋得冠山移得近城头》——得“山”字五言八韵。这种诗体大多以著名诗人之诗句命题，冠以“赋得”二字，故称为赋得体，亦称为试帖诗。这次考试要求考生写一首五言排律，韵字为“山”所属的平水韵上平十五删韵，内容以元好问的这一诗句为题材。乡试是省级考试，每隔三年举行一次，时间是在秋季的农历八月。读书人都要汇聚到省城参加考试，中式者称为举人。从这则史料也可以看出遗山的这句诗是非常有名的。

　　元好问登临冠山虽未留下诗文，但为高僧徽公所撰塔铭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另外，他妙手偶得之名句也为这座文化名山增添了无穷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