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读书人在其文学作品中标明自己或他人籍贯的时候，往往喜欢使用一种代称。这种代称一般比本称的知名度要高，而且含有骄傲、夸大的成分在内。像盂县人田国俊的很多作品落款是“乌河田国俊”，李嵉龄也用“乌河李嵉龄”，从过去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喜好用“仇犹”“盂山”“盂州”来代称盂县。同理，我们发现在很多过去的文献资料中，好多人喜欢用“榆关”“上艾”“石艾”来代称“平定州”。而且“榆关”的使用频率特别高，使用者中不乏元好问、乔宇、傅山、武承谟等文化名人。
“上艾”是因为西汉时曾在平定设立上艾县，北魏时将上艾县改称为石艾县。用“上艾”“石艾”代称平定，突出的是平定悠久的历史。那么用“榆关”代称平定的原因何在呢？
在几版清代《平定州志》中，“上城，汉韩信击赵，下井陉口，驻兵于此，筑城为寨，以榆塞门，因名榆关。宋太平兴国四年，改广阳县为平定县，徙治焉。”明成化二年丙戌科进士、平定人白思明在《重修上城记》中也写道，“平定上城最古地郡名榆关，考之州志云，肇自汉将军韩信伐赵，下井陉时驻兵于此，而筑斯城。以榆木塞门，肆号榆关郡焉。”按这些记载，平定上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汉三年（公元前205年）十月韩信伐赵，在“井陉之战”前，曾驻兵于此，并修筑了这座城池，用榆木修造城门，故名榆关。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军北伐晋阳，北汉灭亡。广阳县改名为平定县，“皇朝平晋阳，以此县先归，于是乃立平定军，仍改广阳县为平定县”（见《太平寰宇记》）。改广阳县为平定县是因为这里是北汉属县中最早归附宋朝的县。平定县设立后，县治从广阳城（在州西南八十里，即唐广阳县城，今名广阳村，废址犹存）迁徙到了榆关城，随后又增筑了下城。上城城门有二：南曰迎薰，北曰榆关。“上城周二里三百四十八步，下城随山高下计六里三十八步。”（见清平定州知州陶易《重修平定州城记》）之后，直到民国，古榆关城一直是平定州、平定县的县治所在。这是榆关的由来与历史。
在与平定有关的史料中，最早出现“榆关”是在宋代名将韩琦的《五律·黑砂岭路》中，诗中有“诘曲榆关道，终朝险复平”。金大安二年（1210年）四月赵秉文所撰的《涌云楼记》中，有“楼枕古榆关”之句。元好问的诗中也有“为向榆关使君道，郡中合有二贤堂”之句。吕思诚的《土风记》中，有“后石艾为广阳，徙治榆关”的记载。明代名臣王琼有“俨与榆关增壮观，故为高士作幽栖”之句。明代乐平乔宇写有“榆关高岭高接天”。傅山先生有“艾郡自秦汉，榆关亦燕赵”之句。清代平定州知州曾尚增的《榆关会业序》中记有“前司牧设立榆关书院”。因为古榆关的因素，平定州设立了榆关书院（后改为“嘉山书院”），有关“榆关”的文稿、诗句数不胜数。
先有这么多文化名人赞“榆关”，后人用“榆关”来代称“平定”也就不足为奇了。到了明代，“榆关”从名家名篇中逐渐进入普通读书人的文稿中。西南舁村现存成化元年（1465年）《重修玉像创建南殿记》中有“仇犹东南，榆关东北，延寿之乡，玉像招提”，这里用“仇犹”代称盂县，用“榆关”代称平定州。冠山现存明正德二年《重修资福寺碑》，有“榆关群山所环也，然以名山称者惟冠山焉”之句。燕龛村现存明万历四十七年《重修甘泉寺西殿记》中有“榆关郡北六十里许，有村曰燕龛”等等。
进入清代，用“榆关”代称平定州的情况更普遍了。傅山先生在他的名篇《介林》落款中，有“偕来者，榆关白孕彩，离石王浯，汾阳胡亮、胡同兄弟”。关家峪康熙七年《重修五龙圣母庙序》中“榆郡北五十里许，有村曰关家峪”，将“榆关郡”简称为“榆郡”。盂县韩庄村（今属阳泉郊区）康熙三十四年《新建聚云戏楼碑记》中的“榆关府庠生杜人仙”，竟将平定州代称为“榆关府”。上章召雍正三年《重修同善庵记》中有“榆关庠生史养文熏沐撰并书篆”之句。康熙五十八年四月，被康熙皇帝钦点为“第一才子”的直隶新安县知县武承谟在给小峪村挚友曹伟所撰《皇清待赠孺人曹母张太君墓志铭》中，有“每取路榆关，辄奔走堂皇，下见荆花棣萼之美”之句。直到民国，还有人这样使用。西垴村民国十六年《新建普济阁序》中有“榆关北境，有村曰西垴”，此时的榆关指的是平定县，而不是平定州了。
对于一些正史资料中的“榆关”是否一定说的就是平定州上城，有人也提出了质疑。清代名士张佩芳先生曾作《榆关考》。他认为，韩信伐赵筑榆关城一事，在《史记》《汉书》中没有记载。史料中最早出现“榆关”是在《隋书·高祖纪》，其中有“开皇三年三月癸亥，城榆关贺娄子干传，授榆关总管十镇诸军事”。后来的《唐书·地理志》《资治通鉴》《通典》《续通典》《金虏节要》《大明一统志》均有“榆关”的记载。不过，这些史书中的榆关指的是平州的榆关，而非平定州的榆关。
且不论张佩芳先生考证是否正确，但榆关之说至少在宋代改广阳县为平定县之时，就已经存在了。后人喜欢用“榆关”来代称平定州、平定县，原因有二：一是榆关与西汉名将韩信有关；二是历史上曾经有众多文化名人咏诵古榆关城。“榆关”的名气远远大于“平定”的名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