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每周六回一趟娘家。这是自母亲离世后，我们姊妹三人定下的铁律。再忙都要回去看看老父亲。

　　这次回去，正好碰上弟弟也在家。他一直在工地做高空架线的工作，很少有白天在家的时候。吃饭间隙，我问了问父亲的饮食起居，又问了问他最近的工作情况，最后一再嘱咐他工作中千万要注意安全。弟弟点头答应。

　　弟弟还是老样子，整天乐呵呵的，像个小年轻。奔五的人了，干一天活儿回来也不觉得累。除了老父亲的一日三餐亲力亲为，家里院外更是收拾得干干净净，打理得井井有条。难怪父亲不愿意离开他的老院子去跟我们生活。

　　我端详着弟弟的脸庞，目光停留在他眉眼间一处疤痕上。随着年岁的增长，那块疤痕虽然比原先淡了许多，但看着还是有些惊心。母亲在世的时候经常跟我说：“你看看怕呀不？再偏一些，你弟弟这辈子连对象也找不下了。”

　　我的手覆上那一处疤痕，过去了这么久，心里依然觉得内疚：“大姐差点就害你毁容了。”弟弟把我的手往旁边一拨，佯装生气地说：“姐你说啥呢？这话你都说了八百遍了，老早以前的事你总记它干吗？”

　　二

　　我和弟弟相差六岁。弟弟小时候很可爱。我记得他有一张黑白照，是几个月大的时候拍的。那时的他胖乎乎的，坐在一张藤椅上，小手使劲向外伸着，像要去够什么东西。

　　母亲说，当时拍照的师傅正要给弟弟拍照，一旁有个小姑娘拿着苹果在吃，弟弟急了，伸手就要去抢人家手里的苹果。拍照师傅抓住这个瞬间，快门一按就有了那张照片。

　　弟弟眉眼好看，村里人谁见了都要夸几句。母亲听了，嘴上不说，心里却欢喜得很。

　　母亲一再说，弟弟的淘气是那种小打小闹——今天用小药瓶捣鼓回来一条大毛毛虫；明天故意用脚踩死几只蚂蚁；后天把别人家院子里种的花呀草呀连根拔起来。不像我的淘气，大得没边没沿：在房檐上学人家耍杂技走钢丝，爬上老树荡秋千，把母亲吓个半死。都不用打问，一听这些就知道是我干的。换成我大伯母的话就是：“倭瓜也没她的胆子大。”

　　我还记得有一次，父亲地里干完活，洗了洗手回屋倒水喝，结果拎起暖壶却怎么都倒不出来。父亲还奇怪呢，感觉沉甸甸的，明明是装了东西的呀，怎么就是倒不出？仔细一看，父亲气笑了——半暖壶玉米面都快焐熟了。

　　这得破案。二妹那时去了老姨家长住，小妹还没出生，家里除了我就是弟弟，再没谁了。父亲瞅瞅我俩，很严肃地问：“谁干的？”虽然我什么也没做，但还是低着头，怯生生地说：“不是我啊！”父亲再瞅瞅弟弟，那家伙，一脸茫然，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

　　大人唬个小孩那还不是小菜一碟。“让他们把手伸出来。”母亲端着一碗两掺面疙瘩，门帘一掀，走了进来，碗往炕桌上一放，帮腔道：“看看指甲缝不就知道了。”

　　看过手，自然真相大白，确实是弟弟干的。那时的玉米面多金贵呀，父亲气得扬起手在弟弟小屁股上狠狠拍了一巴掌。弟弟一脸茫然，他那时还太小，不怎么记事，早上把面粉灌进去，到中午早就忘得干干净净。

　　还有一回，是关于偷吃西红柿的事。

　　那时日子紧巴，不像现在，水果零嘴儿不断。我们见了西红柿，眼睛都放光，跟见了什么稀罕物似的。弟弟脑子活泛。他先把西红柿咬破一个小口，然后嘬起嘴巴使劲一吸溜，里边的瓤和汁水全进了他肚子。我想吃，但没那个胆，只能眼巴巴看着。

　　你以为这就完了？没呢。吸完之后，他鼓着腮帮子把扁下去的皮吹圆了，再原封不动放回篮子里。一个六岁的孩子，哪来那么多鬼心思。

　　乍一看，那些西红柿还是圆鼓鼓的，完好无损。母亲也没有多理会。可三天一过，她惊讶地发现，西红柿一个接一个地烂了——也不是烂，就是瘪了，最后只剩一张干巴巴的皱皮。最让她纳闷的是，它们还分批坏，今天烂三个，明天烂两个……

　　两个淘气包凑在一块儿，母亲那时没少操心。如今自己做了妈妈，才算真正体会到了——养一个熊孩子就够让人头疼的了，两个，那真是要了命了。

　　三

　　弟弟是我看着长大的。二妹比我小两岁，弟弟比我小了六岁，照看他这事儿，自然而然就落到了我头上。

　　说出来不怕笑话，我这人从小就心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带着弟弟出去玩，常常把他忘得干干净净，自己一个人颠颠就跑回家了。

　　有一回又是到了饭点，我自个儿跑回去吃饭。母亲问：“你弟呢？”我说：“不知道呀，不在家吗？”使劲想了想，我真不记得他是跟我出去的。母亲气得一笤帚疙瘩拍在我屁股上：“让你嘴硬！”一边骂着，一边着急往外走。刚出门，就碰见邻居把弟弟送了回来。母亲又惊又喜，笑着问人家：“咋知道是我家的孩儿呢？”那人说：“这么好看的孩子，除了你家还能是谁家的。”

　　弟弟黏我黏得紧，我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小时候我把他驮在脖子上，他高兴得手舞足蹈，我赶紧两手死死抓住他的小胖腿。再大一些就背着、抱着，等再大些实在抱不动了，他就跟在我屁股后头当小跟班。

　　那时同学间时兴玩“踢房子”，游戏里要用到一种用杏核串起来的玩具。做那玩具费工夫，得用烧红的火柱（捅火条）在每颗杏核中间打孔，再用粗毛线或铁丝串成一串。

　　那天下午放学，母亲嘱咐我一句“别乱跑，看好弟弟”，就去隔壁串门了。趁着这空当，我赶紧把藏在窗台瓦片底下的杏核翻出来，跑进厨房，踩上灶台，用烧红的火柱尖往杏核上穿眼儿。正忙活着，弟弟一张小脸凑了过来。他什么时候爬上来的，我一点儿没察觉。我怕他嘴快说漏了又要挨母亲训，便腾出一只手推他：“一边玩去，弄好了给你看。”手里活儿却没停。

　　弟弟见了那些杏核，眼睛亮晶晶的：“姐，弄好了让我先玩会儿行不？”赶也赶不走，我只好让步：“那你在边上看，不许乱动！”说着又把火柱探进灶膛烧了烧，抽出来对准下一颗杏核。

　　“我给你拿着，你穿！”弟弟见我总对不准中心，伸手就要帮忙。就在他蹲下去、手指刚要碰到杏核的那一瞬，我的手偏了——只听“哧啦”一声，“哎呀”又一声，火柱擦着他的眼皮穿了过去。一股焦煳味冲进鼻子，我吓得一屁股跌坐在地上，魂都飞了。

　　后来母亲在不远处的酸枣树下找到了我。没打，没骂，也没提弟弟的事，只是恨恨地说：“你个不省心的死妮子哟，还不快回家去，跑这么远，让家里人满世界地找你。”

　　我心里稍稍安稳了些，估摸着弟弟伤得不重，便跟着母亲惴惴不安地往家走。进了屋，弟弟已经睡了，眼角还挂着泪痕，受伤的地方涂了亮晃晃的一层油。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是鸡油——母亲说，老辈人传下来的方子，专治烧伤。她还告诉我，那天弟弟疼得哇哇大哭，可问起来，他只说是自己不小心弄伤的。

　　多少年过去了，每每想起来，我心里仍不是滋味。我伸手轻轻碰了碰弟弟眼角那道疤痕，声音发颤：“还疼吗，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