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父亲过世母亲搬进城和弟弟一起住，除了清明十月一上坟，我平时就不怎么回去了。

　　我们家是北方农村典型的石头小院。除了爷爷奶奶和三大爷曾经住的三间正房是大瓦房，其他的都是平房。而且都是用大大小小的石头垒墙的。“小石头垒高山，谁要猜着不一般”，小时候听这样的儿歌不知道啥意思，如今也没有咋弄明白。是不是这样的石头垒墙不牢靠不吃年代呢？

　　我们这院里的石头房子看上去高的高低的低，宽窄不一。这是爷爷带着父亲兄弟姐妹几个从河里一筐一筐捡回来的石头，所以大小不一，什么形状都有也就不足为怪了。如今，因为父亲走后母亲也搬出来住，再加上年久失修，包括大瓦房在内，基本上都倒塌了。南房塌了顶，东房没了三墙，大瓦房裂了后墙，没人敢进去了。院子里的杂草密密麻麻，长得又高又粗。

　　去年清明节时我回家上坟，母亲叮嘱让去老房子看看，塌归塌，还有些东西需要带走拿回城里，值钱不值钱无所谓，留个念想。弟弟去找母亲需要的东西，我在没有完全倒塌的房子里到处看看，看有什么值得带走的一起带走，毕竟有些东西不仅是母亲的念想，也是我们对儿时生活的念想。

　　在小南房的角落里，我发现了一杆秤，看上去已是锈迹斑斑，不过整体还比较完好。这是父亲经常使用的一杆老秤，而就是这杆看似不起眼的老秤，却和父亲一起撑起了这个家。

　　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父亲从小队长干到大队长，最后干到大队书记，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土地。可即使父亲再踏实肯干，在那时养活一大家子也是够呛，我们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我家的变化是从改革开放后开始的，那时候土地下放，农村实行了土地承包，我家除了口粮地、劳力地，父亲和三大爷还一起承包了队里的十几亩果园。自那以后，父亲和三大爷几乎没有闲过，正常的春种秋收外，两个人把土地收拾得整整齐齐，冬天还要给果树剪枝，准备冬肥。那杆老秤派上了用场。三大爷趁周边村子过庙赶集的机会，把自己在地边种的花生、葵花籽晾干炒好，背到市集上卖，一毛、两毛，一块、两块，他愣是攒了一个白布面袋的镚镚钱。

　　果园里除了苹果最多，父亲他们还种了桃、杏、李子。和父亲卖果园里的各种水果，就成了我那时候最愿意、又最不愿意的事了。之所以愿意，是因为跟父亲卖苹果不仅可以想吃就吃，还可以让父亲给我买小零食；而又不愿意呢，是因为父亲赶着小平车去卖苹果时，大早上五六点就会出发，天冷且不说，我总是睡不醒起不来。每次都是母亲一把从被窝里将我提出来，推着我和父亲一起去卖苹果。就是这杆老秤，一秤一秤地称着这些水果。慢慢地，家里挣下了我们兄弟姊妹几个上学的费用、日常的家用开销，还有给队里的承包费。

　　三大爷走后没几年，父亲也走了。我总觉得他是劳累过度走的。父亲走后，母亲搬离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只有那杆老秤还静静躺在这个不起眼的角落，似乎在等着什么。

　　我抹抹夺眶而出的眼泪，拿起老秤，抹干净上面厚厚的尘土，想着这次一定要带它走。它不仅仅是父辈的念想，更是我们全家都割舍不断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