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家属院住着的时候，出门，下台阶，穿过天成巷，五分钟就到了邮电大楼。邮电大楼门口的空地上，很久以前是自动形成的集邮市场，后来，逐步演变成一个古玩市场。

　　每每兜里装几个钱，我就不由自主去了那里。我对那些古钱币、古瓷器、古字画一概不感兴趣，只喜欢收藏旧书。在旧书摊前流连忘返，反复选择。最后，提一袋子旧书，兴冲冲回家。然后，在一本本书的扉页上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大名，盖上石刻的印章，落上年月日，分类放在书柜里。闲时，摸其脊，抚其封，阅其容，身心大悦。

　　当然，那本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算不上老书、旧书。我发现它的时候，它被一位卖旧书的老先生和一些杂七杂八的书一股脑装在一个编织袋里。因为经常买他的书，算是熟人，老先生允许我把编织袋里的书都倒出来，一本本挑。当时，这本书出现的时候，我眼前一亮。

　　书的封面是那张闻名中外的“抗战之声”照片。早晨红色的霞光下，一个八路军战士挺胸抬头，目视前方，右手举起军号，军号下的飘带在风中飞扬，嘹亮的军号声仿佛就在我的耳边回响。封二是同一帧照片的黑白原照，不同的是，战士眼前不远处，立着一面“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军旗，在风中猎猎。

　　买下这本书后，我回家用塑料胶布把封面和书脊转折处的裂缝仔细贴好。又读了一遍（以前读过），摆在书柜最显眼的位置。有朋友登门拜访，粗衣陋室，能够炫耀的，只剩下满柜子书了。

　　我住一号楼。三号楼一单元三层住着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她是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退休的一名护士。丈夫早逝，五个女儿都嫁到了外地。不过，老太太虽满头银发，但身体、精神状态都很好。路上我常会碰到她买菜。

　　有交集的一次，是老太太大包小包买了很多东西，在门口的台阶上歇息，我帮她把东西提到了她家三楼，老太太热情地邀我进家喝口水。我不愿意拂了老人的心意，欣然应允。

　　进门，两居室的房子里干净整洁，客厅不大，迎面还摆了一套老以前的组合柜。组合柜里摆着几幅相片，有彩色的，有黑白的。我很好奇，一幅黑白发黄的照片，五个女孩子并排，都穿的是有八路军臂章的军衣。正在琢磨，老太太指着最右边的女孩子说：“你看，这就是我年轻时的样子，你肯定认不出来了。”

　　原来，老太太叫邵玉珍，和照片上的四个女孩子一起，以前是八路军129师385旅769团卫生队的卫生员，那时刚十八岁。她曾随八路军转战在太行山区。在一次和日寇的遭遇战中，为救护负伤的八路军战士，她自己也不幸负了伤，被部队留在后方，后来辗转来到阳泉市，转业分配到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当了一名护士。谈起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老太太情绪激动，眼里噙满泪花，指着照片上她身旁的战友，说：“她，她，还有她，都牺牲了……”

　　那天，我坐在老太太家简朴的沙发上，听她讲了很多战争年代鲜为人知的故事。茶几上放着她早给我沏好的茉莉花茶，直到凉透了也没有顾上喝一口。

　　在医院的家属院里，一来二去，成了熟人。我也经常邀老太太去我家串门，叙叙家常，饭时，把她留住，主要是想听她讲她的那些往事。

　　一天，老太太饶有兴趣地看我收藏的那几百本书，很快发现了那本《西行漫记》。她对这本书爱不释手，翻到书封面后的那几页老照片，她指着斯诺说：“那时，我刚从太原辗转到了延安，虽然在延安待的时间很短，但这个美国人我是见过的。还有朱老总、康大姐。徐特立、谢觉哉等几位延安的老同志我都远远地见过。借我这本书看看，看完了尽快还你。我能看出来，这一书柜的书是你的宝贝。”

　　书借走了。十天，二十天，一个月过去了，我再没有见过邵老太太。有好几次，我到了她住的三楼，站在她家那简易的防盗门前，想举起手敲门，终究没有。

　　一天，在天成巷碰见我的同学，他住二楼，老太太住三楼。他知道我和老太太比较熟，问我：“我家三楼的邵老太太住院了，心梗，在医院ICU抢救，你知不知道？”我赶紧放下手边的事情，直奔医院ICU抢救室。

　　终于见到了邵老太太，她躺在病床上，瘦得不成人样。她吸着氧气，浑身上下插着各种各样的管，和往日的她判若两人。看到我，老人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艰难地抬了抬手，指着床头柜上的一串钥匙——“那是我家的钥匙，你的书，我早看完了……真是一本好书。书就放在家里的茶几上，拿回去好好珍藏。”

　　瞬间，我热泪盈眶。

　　没过几天，老太太与世长辞了。

　　我没有去取书。我希望，她的孩子们，如果心有感应，应该把那本书同老人一同安葬。

　　后来，我再没有看到过同版本的《西行漫记》。顺便说一句，《西行漫记》的另一个名字，叫《红星照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