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人管居无定所叫串房檐，今天在这个房檐下度日，明天在另一处房檐下生活，正像飞来飞去的候鸟，永远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20世纪50年代父母结婚的时候，母亲还在另一个县里教书，调动工作解决两地分居的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大姐就出生在姥姥家所在的一个叫水峪的村子。

　　经过千辛万苦，母亲的工作调动问题终于解决了，二姐不期而至，当时，父亲在三都的粮站上班，二姐便降生在那个叫三都的地方。

　　后来，母亲稳定在了一个叫南窑庄的村子里教书，我们家也便相对固定在了这个村子生活。

　　村子固定了，但房子的问题无法解决，于是便开启了串房檐的日子。哥哥出生在李保家院，三姐出生在老牛家院，而我出生在谦祥家院，搬家如家常便饭，原因却不一而足，或是因为房屋年久失修无法住人，或是因为房东添丁加口需要腾退。好在家当不多，好在距离不远，一卷铺盖卷，几个缸瓮盆，再加上火炉烟筒锅碗瓢勺，一个小推车便解决全部问题，搬家倒也不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

　　我的记忆便是从谦祥家开始的。

　　这是个典型的北方两进院落，前院有两个南房、两个马厩，后院有四间正房、四间偏房，大门一关、二门一闭，便是一个小一统的世界。

　　母亲生我在前院的南房。

　　那个冬天寒风凛冽，炉火再旺屋里也是一片阴冷，经协商，房东腾出了原来堆放杂物的后院西北房，春暖花开的时候，襁褓中的我便随家人搬了一次家。

　　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当时的境遇一点也不为过，除了一盘大炕，就是向东家暂时借用的一个铺柜、一张桌子和两把吱吱作响随时散架的太师椅，门是两扇对开的木门，窗是白纸糊就的木窗，透过镶嵌的两条窄窄的玻璃，看到的永远是前面偏房的后墙。屋子里永远处于一种夜幕降临的状态，常年散发着一种霉变的味道，偶尔有阳光穿越高墙斜斜地射进来，在窗棂下筛出细碎的光影，那便是我童年记忆中不变的日晷。

　　后来，院子里一户人家盖了新房，原来的房子归了村委，经过申请，村委会同意我们家暂时借住，于是，全家上阵，洒扫收拾，高高兴兴拎包入住。毕竟有了两间屋子，整体宽敞了许多，也避免了成年子女与父母同住的尴尬。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大姐、二姐先后出嫁，哥哥也参加了工作，家庭条件有了明显的改观，于是，父亲便想改善一下居住环境——毕竟居无定所一直是父亲的一块心病。

　　村前老王家落实政策归还了祖宅，现在居住的小院便闲置下来，父亲相中了这个独门独院的“二手房”，托中人说合买下，重新刮了前墙，重新粉刷了墙壁，“二手房”焕然一新，与新盖的房子也无二致。

　　1984年的春节，我们终于结束了多年来串房檐的漂泊日子，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家。三间屋子坐北朝南，宽敞的门窗漆成鲜艳的绿色，满屋子都是阳光，满屋子都是欢乐。那一年，我们有了第一张全家福，父母前排就座，兄妹五人后排依次排列，而背景即是小院青蓝色的前墙，全家人脸上都散发着无法掩饰的喜悦，年届半百的父母第一次展开了淤结在心头的块垒。

　　住在农村也有诸多不便，比如取暖，比如如厕，比如煮饭生火，比如屋顶维护，父母年岁渐长，我们又都不在身边，这些现实的问题困扰着兄妹几个，便寻思着在镇上给父母买一套楼房。20世纪90年代末，父母搬离了小院，离开的时候，母亲哭了好久，望着那个经营多年的家，久久不忍离开。而父亲却豁达得多，“过去我们盼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现在全都实现了。”

　　前些日子，陪同耄耋之年的父亲回村里怀旧。真是旧貌换新颜，一排排的楼房已然拔地而起，参差错落，蔚然壮观。乡邻们也都搬离了旧宅、搬进了楼房，开始享受城里人一般的生活，乡村振兴的步伐正让农村焕发出新的活力。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想当年，杜甫老先生望着茅屋被秋风吹散的残状发出了长长的喟叹，看今朝，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这是盛世的光华，这是圆梦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