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秋，日寇对晋察冀边区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实行了毁灭性的“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制造了大量的“无人区”，妄图使我边区的军民困饿而死。他们发动了娘子关、巨城、阳泉、白泉及铁路沿线的日军、伪军2000余人，强迫敌占区、接敌区的民夫3000余人，将根据地的大部分民房及建筑物烧毁，不能烧毁的石窑洞，也强迫民夫烧毁了门窗、刨毁窑顶，使群众无法居住。敌人除将庄稼抢收糟蹋外，还抢走边区军民的粮食、衣物、炊具、农具等。敌人在两三个月的反复清剿、“扫荡”中杀害了不少群众，不少老百姓穴居野外，冻饿生病而死者比比皆是。因此，抗日根据地也相对缩小了。敌人为切断根据地与游击区、接敌区的联系，又在交通要道周边挖了封锁沟，修了封锁墙，阻碍抗日活动的开展。

　　接着敌人又在敌占区和接敌区开展了“治安强化”运动。加紧清查户口，搜捕我地下工作人员，残害抗日干属、军属；对给抗日政府暗交公粮的村干部，轻者打骂、重者杀头，凡住过抗日干部的人家，都以“通匪”治罪。

　　日寇还带领伪军和伪自卫团及特务，用闪击的办法反复包围一两个村，或几个据点的敌人共同出动，一次合围五六个村庄，一条街一条街地搜捕我县区干部；或突然包围野外窑洞、矿井，以烟熏、火烧、水灌等毒辣手段杀害抗日干部。有一段时间，县区干部不能下村，村干部不敢接近抗日干部，抗日工作十分艰难。

　　1942年春天，平定（路北）县委决定在县公安局、县基干游击队、群众团体中抽调政治可靠、胆大能干的人组成武装工作队（以下简称武工队）。这支武工队活动了将近两年，至1943年底结束。1944年春，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再次成立武工队。县委确定武工队的任务是：深入敌后，发动和依靠群众，打击小股敌特和汉奸，反抗敌人的“蚕食”和“封锁”，恢复和扩大抗日阵地，最大限度地把敌人孤立起来。

　　武工队两次成立，人数都在30人左右，下分3个小分队，每个分队八九个人，都有优良的作风和严格的纪律。他们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群众同吃、同住，还帮助群众锄地、挑水、干家务活。由于武工队的作风好，能深入群众，生活朴素，几次遇险，都是在群众掩护下，安全脱险的。

　　反特锄奸和打击小股敌人

　　汉奸特务犹如敌人的耳目和爪牙，不打掉敌人的耳目和爪牙，要想在敌后活动是不可能的。因此，武工队集中力量处决了一些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

　　处决叛徒史贤臣。史贤臣原是我方公安局一名工作人员，在1941年秋季反“扫荡”中投敌叛变，随后常常带领敌人抓捕抗日村干部和群众，瓦解我抗日基层组织，还大量掠夺群众财物。武工队在群众协助下迅速查清了史贤臣的住址，选派了4名精干队员，在一天清晨破其家门而入，用菜刀将他处决。

　　白泉据点有个大汉奸郭健为非作歹。1943年秋季的一天，武工队的3名队员，化装潜入白泉据点，当夜10点钟左右翻墙跳入其姘头家里将他打死，为白泉及附近村庄除了一个大害。这对日军、伪军、汉奸们震动很大，他们感到八路军、游击队像“神军”一样能飞檐走壁，郭健住在据点里，家在敌人堡垒底下，也被游击队干掉。杀了郭健，周围群众无不称快，抗日工作开展得更顺利了。

　　1942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武工队收到确切情报，得知阳泉有一部分伪军要前往河底和盂县据点。武工队员张玉玺、史翠然、梁书壁等十多人配合千亩坪民兵，利用杨树沟村外一个有利地形，伏击敌人，打死伪军3人、俘虏1人，并缴获步枪4支。同年秋，武工队正在汉河沟一带活动，魏家峪来人说村中有4个日军密探，正在村公所里大吃大喝，勒索钱财。于是队员们化装成求雨的人，戴着草帽、端着香纸、鞭炮，7个队员分两路向魏家峪村的庙宇走去（村公所设在庙里）。到庙门口，留2人在门外监视，5人齐向敌人冲去，当场打死3个、跑了1个，随后队员们追到黑沙堰将逃跑的敌人打死。从此，敌军的密探、汉奸再也不敢像过去那样大摇大摆地到村里欺男霸女、讹诈钱财了，抗日工作也比过去好做多了。

　　领导民兵反对敌人封锁

　　武工队成立之前，敌人已经在我一区和四区之间的交通要道周边挖了封锁沟，山上垒了封锁墙，使我三区、六区、一区的根据地，与一区南部、七区西部和四区、五区全部的交通联系受到极大的阻碍，增加了开展和巩固游击区工作的困难。为此，武工队发动民兵开展了毁墙填沟的斗争。

　　第一次是县委指示县武委会，发动一区、四区、七区的民兵统一行动，由武工队配合掩护，把这三个区的封锁沟墙，来一次彻底的清理。接着，敌人又强迫各村重新修建，敌人白天修，我们夜间破，经过反复斗争，封锁墙再没修起来，这样抗日干部就能比较自由地在四、五、七区活动了。

　　阳泉至盂县城的道路、电话线，是日寇交通运输、通讯联络的大动脉。武工队成立后配合武委会发动民兵，开展了破交割线的斗争。武工队组织沿途村庄的民兵，按村界或指定的地段来完成，武工队负责组织动员和警戒。1942年冬天，张浩昌带领武工队队员组织千亩坪、杨树沟的民兵在苇泊梁、寡妇桥一带割过两次电线；组织南下庄、后沟子的民兵，割断清城至乌玉村一带的电线；破坏了青崖头至清城的两座公路桥，使敌人不能通车。1943年夏，张浩昌带领队员，配合四区干部，在柳沟、小西庄、桃坡、李家庄一线，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割线斗争。这次斗争共取回日军在电线杆上挂的手榴弹40多个、地雷12颗，收回电线1500多公斤。

　　发动群众建党建政，恢复游击区工作

　　在抗战最艰苦时期，由于敌人残酷“扫荡”破坏，大部分抗日组织陷于停顿和瘫痪状态。个别抗日村干部逃到外地谋生，留在村里的也不敢接近抗日政府。因此，要开展抗日工作必须团结群众，利用各种关系，壮大抗日力量，恢复游击区工作。武工队派王起带领队员深入到千亩坪、烟里、三泉、桃坡一带，了解各村基层组织在敌人摧毁下的损失情况，还把外逃的干部叫回来，缺额干部补选起来，大力宣传抗战形势和持久战理论，宣传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大大提高了群众的抗日信心。

　　武工队副队长杨依泰带五六个队员到曹家掌、燕龛、吴家掌、马家坡一带，多次召开村干部会，健全了各村的基层组织。群众看到武工队的活动，从心眼里感到高兴。庙堰村的周淘气老汉，年已五旬，但对抗日工作非常热情积极。他主动和白羊墅据点的伪村长联系好，把武工队引进据点建立关系。从此，武工队护送来往过路的干部均比较顺利，还多次送出了重要情报。

　　武工队指导员刘晋民等人通过队员赵延华的母亲史改妮、弟弟赵义和，在下荫营建立了我地下活动站。敌人的便衣、特务常来下荫营骚扰，强迫赵母限期将赵延华叫回来，并多次对赵母进行拷打，但赵母从未屈服，一直坚持斗争。武工队后来还在下荫营发展了刘金仓等五人入党，有了党的组织，该村工作更为活跃。在经过充分的工作后，荫营据点情况和上下荫营的社会情况我们都能掌握，荫营敌据点竟成了我们的保险地，两三个连拉进去休整几天都没问题。刘金仓同志又发展了汉河沟的姜和小等入党，并组成秘密的游击小组，直接归武工队领导。他们的工作重点是蒙村三矿一带，给我们做了不少工作，三次配合我们拉出敌人骡子三十余头。

　　为解决失业矿工的生活困难问题和展开对敌斗争，武工队发动工人利用夜间到日军矿上破坏、拆毁敌人运煤的铁轨，割断电线，并将仓库的炸药、雷管等偷运回我根据地，换成钱和粮食，既解决了武工队和当地群众的生活困难问题，又打乱了敌人掠夺我煤铁资源的计划。

　　从1942年~1945年的4年当中，武工队仅在四区就发展了50多名中共党员，建立了7个基层支部，培养选拔了各级政权、群众团体和民兵组织骨干200余人。在大部分村庄重建和发展了抗日组织，把10个村的伪政权改造成了两面政权，使游击区的抗日斗争形势有了很大好转。

　　配合部队作战，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

　　伏击虎神庙伪军。1945年7月的一天，武工队根据荫营内线关系王三孩（现名王庆华）的密报，决定在虎神庙附近打埋伏。队长王联保、政委李煦明带领20多个英勇的战士，于深夜12点从辛庄村出发，到达目的地埋伏好，一直等到次日上午8点，伪军一个班全部进入伏击圈时，王队长一声令下，战士们打的打、冲的冲，个个像老虎一样扑向敌人。消灭伪军1个班，毙敌5人、活捉6人，缴获三八式步枪10支、冲锋枪1支，子弹1000余发，武工队无一伤亡。

　　巧攻荫营据点。1944年3月，荫营据点日军调走，只留伪军驻守。我们决定拿下这个据点，平定大队长李鸣岐带着一个连的兵力，由武工队配合，侦察员乔步喜同志引路，战士、干部都穿上日本宪兵队的黑衣服打着“膏药旗”，在早饭时间大摇大摆地走到敌人据点前。伪军士兵们正在用饭，以为我们是阳泉来的日本宪兵队。在敌人猝不及防下，不到一个钟头，我们就把伪军一个中队100多人全部俘虏，缴获大量武器和弹药，晚上又去烧毁了敌人的碉堡。我们打的这个漂亮仗，还受到军分区的表扬。

　　配合主力部队、县大队消灭阎锡山的部队。日本投降后，阎锡山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把驻阳泉地区的日伪军、宪兵、特务都收编为他们的所谓“新自卫军第四师”。这批汉奸在抗战期间出卖祖国、欺压人民，血债累累，一夜之间突然变成抗战有功的新贵，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为了打击“二鬼子”的嚣张气焰，保护人民利益，武工队配合八路军四分区八团及县大队，于1945年11月对其发起攻击，将驻平坦垴东沟的新编四个团建制的伪军全部打垮，消灭伪军200多人，缴枪100余支，摧毁敌人碉堡10多个。

　　在这次战斗中，路北军民，尤其是上、下荫营的人民群众，热情为军队腾房、烙饼、抬担架、带路，积极配合部队作战，发挥了重大作用。有些年轻人主动报名参战，为军队运送粮食、蔬菜，押送俘虏，保证了战斗的顺利进行。随后，我军在荫营村召开了万人祝捷大会，当场就有二十多名青年报名参军，附近各村也掀起了慰劳八路军的热潮。

　　反对敌人抢粮、抓丁和掠夺财物

　　日寇为了达到其以战养战、长期侵略的目的，在敌占区、接敌区的所谓“爱护村”大量掠夺粮食并抓壮丁。1942年以来，敌人的抢粮、抓丁行动更为疯狂。我们对敌斗争的办法是：动员村里用拖延应付的办法，少给或不给敌人送粮、送丁；集中起来给敌人送粮、送丁，事先和区里联系好，在半路上由武工队配合民兵把粮食和壮丁扣回来，再由村里向敌人报告走到某某地方被八路军截走了。1943年春天，苇泊、三郊、杨树沟、千亩坪等村给阳泉的敌人送粮、送丁，四区干部配合武工队员，在半路上扣留，粮食交抗日区政府顶了救国公粮，壮丁们有的送后方教育几天，放回村里做抗日工作，有的到自己的亲戚家里躲藏一段时期，再回村里。

　　为了打乱敌人征粮、抓壮丁的计划部署，县武委会的赵叶民和程瑞先后带着民兵两次砸了荫营伪区公所，缴获一些粮食、布匹及敌伪文件。

　　有些村怕敌人来烧杀，偷偷地给敌人送粮食、送壮丁。区里知道后，就派武工队员和民兵在半路上截获。如三泉村有一次给敌人送粮食被武工队员在甄家庄截住，将粮食交区公所顶了公粮，又将该村支援敌人的两个村干部送往县政府扣了两个月才放回来。从此，大部分村庄不敢公开给敌人送粮食了。

　　1942年秋季反“扫荡”后，敌人将抢来的100多头牛、驴圈在蒙村的后山沟里。为了夺回这批人民的财富，武工队员和县大队的侦察员乔步喜及根据地的一部分民兵，由刘备山悄悄潜入蒙村机智勇敢地将这批牲口赶回来，全部交还群众。

　　1943年夏，武工队的张祥和、县大队的侦察员乔步喜等，夜间深入铁路线上的石卜咀村，爬墙跳入敌人关牲口的大院内，将80余头敌人用来运煤的骡子全部赶出来，正遇上敌人的火车经过，汽笛轰鸣，骡子受惊，丢了一部分。到荫营虎神庙时，又遭遇敌人，边打边走又丢了一部分，其余骡子都赶回根据地，低价卖给老百姓使用。

　　1945年，白泉据点的敌人把三泉村村民冯保孝的100多只羊抢走了，冯保孝又急又气又无奈。冯保孝哭着向我们求援，为了维护群众利益，我们在了解情况后，派出两个武工队员化装成老百姓，连夜潜入白泉敌据点，在群众掩护下，把这100多只羊全部赶回交还原主。这件事，不仅让冯保孝深受感动，还让接敌区的群众认为武工队、抗日政府是真心实意地为老百姓办事的。

　　在催收合理负担和救国公粮方面，武工队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在铁路沿线，敌人频繁往来，监管极严，但在武工队能活动的地方，都能给政府送粮、送款。如桃坡两面村长王恭，用10匹骡驮200匹洋布，在武工队员掩护下往根据地送，待武工队和骡子走了10多公里的时候，让村里人把他绑在村子里，再去报告敌人说：“八路军来围了村子，把村长绑起来，把洋布夺走了。”

　　我们这支武工队虽然只有30人左右，武器少而劣，但在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拥护下，在艰苦残酷的环境中却能打开局面、站稳脚跟，贯彻党的政策，组织发动广大群众，帮助恢复和扩大了抗日阵地，直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武工队像一把利剑，直插入日寇的心脏，把他们搞得心惊胆战。敌人把武工队看成是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日伪军曾多次搜寻和包剿我们，但其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武工队是一支以群众利益为上的革命队伍，因而群众把武工队看成是自己的保护者、贴心人，武工队所取得的成绩和群众的支持分不开。“兵民是胜利之本”，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武工队还是个革命的熔炉，在抗日斗争的烽火中，培养锻炼了一批骨干力量。最后向与武工队一起活动而光荣牺牲的梁增禄、赵福锁、郑鍙、潘天如、赵义和、姜和小等烈士表示深切的哀悼和纪念！（张浩昌 李煦明 郭一平 史守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