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我深以为然。

　　天道酬勤书为伴

　　晨光漫过凌云阁时，两位小学生轻轻走到我身旁，踮着脚打量我手中捧的《新中国的城市摇篮》一书。这本讲述“中共创建第一城”的书，让她们眼中闪烁着求知的光。这目光忽然将我拉回到七十年前：平定冶西的背山路上，那个捧着干粮、嗅着书香的放牛娃，正是年少的我。

　　八岁那年，三哥四哥牵着我的手，走进由当铺院改建的教室。黄土坡上，我歪歪斜斜临摹着老师的字迹；烟盒纸订的“再生本”，记满了最初的知识。小学的马老师用毛笔字写就的红榜上，我的名字赫然列在“第一名”的位置。完小时期，槐花飘落的石板路上，地理、历史课本兜在粗布包袱里，总在行走间发出沙沙的轻响。初中时期，耿老师常把我的作文当范文，他指着文中“春雨像母亲的手，轻轻拂过麦苗的脸颊”这句话说：“成福啊，你这双手生来就该握笔。”这些细碎的片段，拼成了我文学启蒙的全貌。

　　1958年秋，我考上了平定中学。每逢周日晚上，月光照亮十五里山路，布包里装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装着少年对知识的渴求，我踩着月光返回学校。书中的主人公保尔那钢铁般的意志，时刻激励着我刻苦学习。每逢课外活动时间，除了到操场上进行体育锻炼外，我总是在阅览室读课外书，常常直到管理员来锁门，才惊觉该离开了，而手指还在不舍地翻着书页。

　　六年的中学生活，就在这样的跋涉与阅读中走过。1964年，我考入山西大学教育系，30元学费拆成伙食费与学杂费，六年勤工俭学，总共只花了1280元。后来从教，我仍然坚持自学。教育学、心理学著作堆成案头的“小山”，我在三尺讲台上践行所学。

　　三尺讲台书为径

　　二十八岁那年，我站在了昔阳赵壁中学的讲台上。面对几十双求知的眼睛，手中的粉笔突然变得沉重——这些沾着泥土气息的少年，正等着我用知识为他们打开世界的门。在昔阳任教的日子里，我曾半年内辗转厚庄、东冶头等多所中学。在河滩地稻田里，我和学生一起弯腰插秧，青苗在风中摇曳出绿意；到了阳泉，在翠枫山开荒时，布包里的锄头与算术本，让我觉得心里踏实。

　　转折发生在1977年。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我在阳泉师范的讲台上讲课，激动得手都抖了。那些曾跟着我种稻、开荒的学生，此刻正捧着我编写的《教育实习》讲义，如饥似渴地阅读。最难忘的是在市教育学院任教时，有位学生拿着我主编的《教育心理学》来找我签名，扉页上还沾着晨读时的露水。

　　三十五年教学生涯，我白天在教室传授课本知识，夜晚在宿舍啃读专业书籍。后来，我参编的《复式教学》教材印成了书，省心理学年会的等级奖证书也摆在了书桌上。当看到自己带出的学生走上讲台，当他们捧着我的专著说“刘老师，我现在也成了您”，我忽然明白：教育原是薪火相传的接力，而书籍，正是递接火种的那双手。

　　笔耕不辍书为梯

　　我的文字之路，始于1982年。《一堂小学思想品德课教案评析》和《山区小学教师现状调查报告》，分别刊登在《阳泉报》与《山西教育通讯》上。捧着样刊走过师范学校收发室时，同事们投来的目光比春日暖阳还暖。妻子笑我“像孩子含着糖”，却不知那薄薄几页纸里，浸透了多少个秉烛夜战的烟灰与墨香。自此，我的著作开始出现在南山书屋的书架上、师专图书馆的陈列柜里，市图书馆、市档案馆中，也能找到我编写的教育类、文学类书刊。

　　1986年，《水调歌头·园丁》发表，真正叩开了文学创作的门。1994年起，我主编市教育学院报“南山文艺副刊”，前后刊发了近五百篇诗文。夜深人静时，台灯在《阳泉文史新编》上投下暖光，书页翻动的声音，与妻儿的笑声交织——这声音，是岁月里最动人的和弦。

　　2004年退休座谈会上，市教育学院的领导握着我的手说：“您把半辈子留给了讲台与报坛。”我望向办公室那面墙的书架，十年间收集的兄弟院校刊物、市教育学院《院报》《学报》的十年展览资料，每本书籍、每一张图画，都刻着岁月的年轮。退休后的二十年，我总纂《阳泉市教育学院志》，还参与了市教育志、市志的编修工作。为核实一个史实，我曾在档案馆泡了半个月，自费复印上百页原件。当《阳泉市教育学院志》获市社科三等奖时，我指尖抚过书页，仿佛听见校园文脉跳动的回响。

　　更难忘的是2015年起，我成了多个读书会的常客，积极参与其事务与阅读活动。每年的世界阅读日，书友们围坐在一起，畅谈读书心得，满室都是书香与笑语。我新出版的《桃河放歌》诗集，在阅读交流时，总引得大家阵阵掌声。矿区作协主席陋岩曾撰文称：“这些文字，让母亲河的晨昏都浸着墨香。”后来《南川河畔》《乡土情怀》相继问世，也收获了读者的关注。至今，我已参编教育、文学著作二十余部。

　　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于我而言，书山有路，勤便是渡我的舟。我愿永远做这书山路上执着的摆渡人，在字里行间守护文明的火种。

　　此刻，望着身旁专注听讲的两位小女孩，我仿佛看见当年的自己。书页翻动的沙沙声，七十年光阴凝成一句：这方寸书卷，原是跨越时空的精神接力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