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质和精神生活都还匮乏的年代，看一场电影的热闹劲儿，不亚于过节赶庙会。要是能在县城里或者市里看场电影，更是可以跟大家炫耀的谈资。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村里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放映一场电影。如果晚上有电影，村民们见面的第一句话肯定是相互告知：“今晚上村里放电影！”没多大工夫，消息便在村里传开了，家家户户早早地吃了晚饭，孩子们赶忙写完作业，拿着板凳就去“十二眼”大场占位置。放映机和放映员是乡里的，影片从县城里租，大队每场付30元钱。村主任会安排人提前把放映机拉回来，天刚擦黑，放映员就来了。村里的年轻人抢着帮忙抬箱子、提拷贝、拉电线、挂银幕。全村人围坐在放映机旁，老人们跷着二郎腿，耷拉着鞋，烟袋锅子时明时暗；妇女们会习惯性地纳鞋底，时不时拿着针锥在头发上蹭两下；晚回家的人直接端着饭碗坐下来。男女青年聚在一起谈笑风生，孩子们揣着两裤兜玉米花跑来跑去。人群的外围还站着几个外村人，自行车支在一旁，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却还是舍不得离开，坚持把电影看完。

　　放映机咔哒咔哒地转着，光束穿过黑暗打在了幕布上，大家也不再喧哗，村子里回荡着电影里的对话和音乐声。随着电影剧情的跌宕起伏，人们的情绪也跟着欢喜悲伤、鼓掌掉泪。有时候碰上突然烧片或停电的情况，全场便一片埋怨。

　　孩子们最喜欢看的肯定是战斗片，《智取华山》《上甘岭》《地道战》等这些经典电影，百看不厌。我印象尤其深的是《渡江侦察记》里的老班长，他为了完成任务，不顾个人安危，与敌人殊死搏斗，成功掩护战友渡江送情报。第二天，孩子们课后讨论的话题肯定是前一晚的电影。大家一起聊着电影中的故事情节，探讨人物形象，有时候老师还会让我们写观后感。电影里的台词“冲啊”“缴枪不杀”，是男孩子们玩游戏时常用的话。还有电影《列宁在1918》里的经典台词“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曾经鼓舞了多少人。报废的电影胶片也是宝贝，会在孩子们手里传来传去，有的人对着太阳辨认画面，有的人会夹在书里当书签。

　　1982年夏初，轰动全国的电影《少林寺》在县城上演，电影票非常紧俏，我居然也弄到了一张，虽然座位和场次都不太好，时间是周日早晨七点，座位是第五排靠边的，就这也让我高兴得不行。那天一大早我就起床了，顾不上吃饭，就和其他人相跟着去县城看电影。班里的同学只有少数几个赶上了第一场电影的播放，这事让我得意了很久。

　　同年年底，乡里把炉渣山机械加工厂的废厂房改成了电影院，从此看电影就不用再跑到县城了。每天晚上或周日全天，乡电影院屋顶的大喇叭反复播放着李谷一的歌曲《乡恋》《绒花》《妹妹找哥泪花流》……几公里外都听得见。一毛五的电影票钱得攒些日子，男孩子们常想着法儿逃票，我也不例外：混在大人堆里、蹭集体包场、趁挤的时候溜进去。有次我站在大门口，检票的人左手搭在墙上，我顺势站在了他的胳膊下，趁检票员扭头的机会就溜了进去。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自己实在是太皮了。

　　在乡电影院看的几部经典电影《小街》《庐山恋》《等到满山红叶时》《神秘的大佛》，至今记忆犹新。高中期间我就很少看电影了，只看过拿了“金熊奖”的《红高粱》，和看哭全场的《妈妈再爱我一次》。大学期间，我看电影的次数又多了起来，一般每周五会看。

　　20世纪70年代的电影以农村建设和革命历史为题材，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80年代的电影开始关注社会变革和普通人的生活，后来武打动作片兴起；到了90年代，电影更贴近现实，反映市场经济带来的变化，美国大片以及大场景的动作片、战斗片也多了起来。

　　2000年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生活、工作、家庭的压力，我几乎不再去影院了。有时会想起五十年前，几个玩泥巴的小孩子，在一起争论：银幕上的人和动物是怎么动起来的？好多孩子天真地说：“是有人上去表演的。”我却坚定地认为肯定不是。

　　从最初看热闹，到后来看故事、看情节、看意义，我对电影的理解认知也由崇拜主角，到学会分析、取舍，心态也从小时候的渴望，到后来的消遣，再到现在的可有可无。电影，曾经承载了一代人的理想和憧憬，让我们分辨美丑善恶，树立志向。半个世纪过去，我仍记得那个少年，曾在电影院门口徘徊，听着里面传出来的闷闷的对白，看了看墙上的画报，最后无奈地转身回了家。

　　如今衣食无忧，生活安定，我们更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祥和，为社会、为工作、为家庭，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