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藏书，我就有点汗颜。虽说家里也摆着书柜，藏了不少书，可同那些藏书大家相比，仍然显得微不足道。所幸手中也有几本藏书，颇有点故事，足以慰藉于心，安然自守。

　　小时候常听长辈说起祖父，他一生喜爱文墨，常帮乡亲们书写楹联、匾额，只可惜走得太早，留下的遗物少之又少。一次，我在老屋墙角的旧木箱里，翻出一个蓝布包袱。打开一看，里面是三本毛边纸线装小册，六十四开的手抄本，全是祖父亲笔誊写的对联。纸页泛黄发脆，边角也卷得像波浪，可字迹筋骨分明、笔力遒劲。我心潮难平，从此便把这三册手迹当成了心头至宝。

　　册子里收录的，大多是日常用的楹联，涵盖了春节、戏台、庙宇、商铺等各类场合。只是全是繁体，异体字也多，辨认起来很不容易。我用塑料袋细心包好，妥帖地放在书柜深处。这三册手抄本，也成了我藏书中最牵系亲情的一份念想。

　　退休后闲居在家，一个微雨敲窗的日子，我翻书时偶然看到了那个塑料袋。便取出祖父的手迹，坐在阳台上一页页细细翻看。忽然觉得，祖父的笔墨不该只由我一个人欣赏，也该让更多的人看见。于是我靠着电脑、手机，逐字辨认、抄录校对，忙活了好几个星期，终于整理编印成册，也算让这份墨迹得以面世。书印好后分送给亲朋好友，既展现了祖父的笔墨功底，也让这一脉楹联文化，得以延续。

　　我的藏书中，前人题赠的书有几十册，最让我难忘的，是北京师范大学韩兆琦教授题字的《史记选注集说》。这正是韩先生研究《史记》的力作。

　　1990年春节，我去忻州参加北师大主办的汉语言文学函授学习。路上突降大雪，耽误了行程，等我赶到时，一位身着西装、气度儒雅的教授已经站在讲台上，正讲解司马迁的《史记》。我本想先听一会儿再去安顿住宿，可刚听几句，就被他声情并茂的讲解深深吸引。讲到韩信平定齐地、派人请封假齐王那一段，先生讲得慷慨生动：刘邦起初怒不可遏，张良在桌下轻轻踩了他一脚，刘邦立刻醒悟，改口说：“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做就做真王，何必做假王！”随即封韩信为齐王。讲完之后，他又细细分析刘邦的机变、张良的睿智与韩信的骄矜，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史记》里人物的鲜活与复杂。

　　下课后我才知道，这位教授就是享誉学界的《史记》与传记文学研究专家韩兆琦先生。当时他正给同学们一一签名，我也捧着书上前请题。先生略一思索，在扉页写下：“喜庆兄正之。”

　　一位全国闻名的学者，对我这样的后学晚辈竟以“兄”相称，那份谦逊宽厚、虚怀若谷的胸襟，让我至今动容。也正是这般谦和低调，再加上一生勤勉深耕，韩先生才在《史记》研究领域成就斐然，深受后人敬仰。

　　还有一套《阅读和欣赏》（古典文学部分），也是我格外珍爱的丛书。这套书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我收藏的第一本，是同学海玉送给我的。

　　那时我刚参加工作，为了提高文学素养，常常收看央视的《阅读和欣赏》节目。可惜没有配套的书，听过就忘，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很是遗憾。

　　不知怎么，这件事被海玉知道了。他去省城办事时，特意绕到省新华书店，找到这本书就买了下来，专程送到我家。他笑着说：“听说你爱听这个节目，我在书店看见了，就给你带回来。”我感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执意要给他书钱，他却坚决不收，只说：“我们这伙人读书不行，将来做学问、有出息的，就看你了。”

　　我和海玉是小学同学，他初中没读完就因家境辍学，可心里一直敬重读书人，向往文化知识。这本《阅读和欣赏》的封面上有着淡蓝色花纹，书中精选了二十多篇经典古诗文，既有李白、杜甫、白居易的唐诗佳作，也有苏轼、柳宗元等唐宋八大家的传世名篇，更有臧克家、刘国正、袁行霈等文坛大家的悉心讲解，令我受益匪浅。

　　后来，我又借着外出学习和旅游的机会，陆续收齐了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全套《阅读和欣赏》（古典文学部分）。如今再翻开这本承载着深厚同窗情谊的旧书，心中依旧温暖，每每想起当年往事，都不禁眼眶湿润。

　　藏书最大的乐趣，莫过于藏一本自己亲手写，亲手编的书，这样的书虽没有名家大作的赫赫声名，但对我而言却是“敝帚自珍”，因为里面的一字一句，都耗费了自己的心血。

　　古人云“人惜秒秒时，海纳涓涓流”，这话说到我的心坎。小时候生活艰难，遇到一本心爱的《作文秘籍》，却无钱可购，于是就趁着寒假，每天午饭后抄上两三页。看着不多，日积月累，一个假期下来，居然把整本书都抄完了。这样的手抄本，比什么都珍贵。

　　退休以后，静下心来，就想把身边的风土民俗记成文、汇成篇。每日坐电脑前，或敲字一两小时，或删改昨日字句，没有硬性指标，只是随性而为。有时仅三五百字，有时只润色数句。不承想一年光景，竟攒下厚厚一叠文稿。

　　编辑定稿后，便托人付印成册。此书虽简朴，却成了我案头最珍重的藏书，放在书桌醒目之处。一有空闲信手翻阅，墨香与心迹相融，满心皆是踏实与欢喜，成就感油然而生。

　　小小几册书，藏着岁月，藏着往事，更藏着一段段难以忘怀的人情与温情。这便是我藏书最大的收获与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