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员们注意啦啊！社员们注意啦！今黑夜七点，大队礼堂放电影，电影是南斯拉夫的‘阁儿’（桥的方言）。啊，不对，是‘桥’。”这是我儿时记忆中，振国爷在村里用喇叭广播时的一段笑话。家人聚在一起时，总爱说起这段往事，说着说着就笑得前仰后合；我独自静坐时也会想起，兀自一笑，只是嘴角上扬时，心里软软的，鼻子酸酸的，眼里涩涩的。
扭头看向窗外，振国爷那中气十足的声音，仿佛又从电线杆上的喇叭里飘来，在脑海里一段一段地回放。此刻，故乡的山水田野、古街老宅愈发清晰，父老乡亲们的音容、脚步、身影纷至沓来。
在我们那个叫峪里的村子，挂在电线杆、老槐树上的喇叭就是全村的“传声筒”，是村里传达政策、发布通知、召集人员、互通消息的主要渠道。从我记事起，振国爷就是村里的广播员，他的声音，连同那电流滋滋的杂音，每天都回响在村里的老街深巷、南梁北坡。
记忆最深刻的，是在黄昏时分，我正和小伙伴们玩得忘乎所以，喇叭里忽然响起振国爷轻快的声音：“社员们注意啦啊！社员们注意啦！今黑夜村里演电影……”啊，今天晚上有电影！大家高兴地喊着跳着，先散了回家吃饭，晚上在礼堂见。伴着一次次放电影的广播声，我们慢慢长大，看了《小兵张嘎》《三进山城》那样的战斗片，看了《神女峰的迷雾》《神秘的大佛》那样的悬疑片，看了《小街》《第二次握手》那样的爱情片，看了《霍元甲》《陈真》那样的港台武打片。振国爷那洪亮欢快的广播声响起时，仿佛电影的光影从峪里山村的黄昏掠过，在我们成长的岁月里增添了许多斑斓色彩。
“社员们注意啦啊！社员们注意啦！村里有崩玉茭豆的，在铁厂门口，谁家崩玉茭豆就到铁厂门口啊！”“社员们注意啦啊！社员们注意啦！村里来了卖冰糕的，在大队门口，谁家要买冰糕，就来大队！”小时候难得一尝的美食，被振国爷轻松的声音精准定位在心坎上，那欢喜像花一样悄悄绽放。
村里赶庙唱戏更是被安排得详细周到。农历二月初一的下午，振国爷的广播如期而至：“社员们注意啦啊！社员们注意啦！村里二月二赶庙，请了阳泉晋剧团的戏，唱三天，从今黑夜唱到初三黑夜。今黑夜是《打金枝》，大家吃了饭都看戏来啊！”一年一度的盛会，就被这一声广播点燃。爱看戏的人们，早早便拥向了礼堂。晚上才有戏，你猜他们现在去干吗？占地方。那时礼堂没有座椅，只是将一根一根的木头，间隔一米的距离，整齐排放。大家把旧床单、打补丁的麻袋、布口袋都放在上面，占住自己满意的位置。那些木头仿佛穿上了花花绿绿的衣服，比戏台上的行头还要花哨。
有时振国爷的广播也会给我们带来紧张和恐惧。“社员们注意啦啊！社员们注意啦！村里的骡惊了，大家不要在街上走动，赶紧回家！”原来是村里那头健壮的黑骡受惊了，说不定会在村里哪条路上狂奔。我最害怕这个，赶紧就近躲入一户人家的大门里。一时间，老街上静悄悄的，我甚至能听到自己的心怦怦乱跳的声音。
“社员们注意啦啊！社员们注意啦！谁家丢了孩子啦，孩子身上穿着红花花棉衣，黑裤子，赶紧到大队认领来！”原来是堂哥在村口铁路边捡到了一个边走边哭的孩子，立即送到了广播室。振国爷二话不说，紧急广播，语气急切。不一会儿，孩子家的亲戚就赶来了，千恩万谢地抱走孩子。临走时，振国爷还不忘数落几句：“孩也看不住！让人卖了咋呀！”
天干物燥的日子，一阵急促的广播声划破村庄的宁静：“社员们注意啦啊！社员们注意啦！馒头山着火啦！所有在家的青壮年劳力，赶紧带上铁锹到山上灭火，灭火时千万要注意安全！”刹那间，村里便传来此起彼伏的呼唤声、铁锹碰撞的叮当声、急切赶路的奔跑声。广播就是命令，全村人闻令集结，齐心守护家园。
夏日午后，振国爷带着几分睡意的广播声响起：“社员们注意啦啊！社员们注意啦！今后晌一队分眉豆，一队的社员拿上往来手册，带上手章，到一队场库房分眉豆！”奶奶找出竹篮，让我带上妹妹去领眉豆。那时蔬菜金贵，家家户户格外积极。等我们到了，已是所剩无几，不够我家的份额，只好先让给人口少的人家。悻悻而归，奶奶却笑着安慰我：“没事，还要分呢，听喇叭里呐喊哇！”
“社员们注意啦啊！社员们注意啦！任某某、张某某，到大队取信来啊！”是远方亲友的书信到了。振国爷一字一顿、慢条斯理地念着名字，生怕念漏、念错，更怕乡亲们听不到、听不清，连续播报了三遍。每一声播报都连着远方的牵挂，此刻，远方游子的思念抵达了父母手边，异乡亲友的平安温暖了故人的挂念，就连邻居大娘听了都替人家欢喜。记得高一时的寒假，振国爷广播说我有一个包裹。初一听，心里惴惴不安，一路上都在琢磨：谁寄来的？会是什么？一进大队门，就撞见振国爷一脸严肃，仿佛我做错了什么事。拆开包裹一看，原来是同学寄来的新年礼物，一个精美的笔记本。当下松了一口气，但仍然不敢多看。只听见振国爷语气严厉地说：“好好念书！”我低头不敢应声，只闻到了这句话里带着的浓浓的旱烟味道，与我爷爷的味道一样，亲切又呛人。
秋天收回的粮食晾晒入仓，振国爷铿锵欢快的声音响起：“社员们注意啦啊！社员们注意啦！今天大队分玉茭，各家拿上往来手册，带上手章，到各队场里分玉茭！”喇叭声刚落下，安静的村子立刻沸腾起来。家中的存粮已不多，大人们赶紧拎出布口袋，高声喊上自家的小子后生往生产队的打谷场赶去，只盼着能赶快把新分到的粮食扛回家，心里才能真正安稳。
每到腊月年关，乡亲们歇下农活，最盼望的就是振国爷年终兑现的广播：“社员们注意啦啊！社员们注意啦！现在说一下今年的兑现。今年一个工分五毛钱，今年一个工分五毛钱！挨家挨户念啊：任某某家，劳力三人，工分一百五，借支五块，兑现七十块……”那时，我虽然还小，但也仔细听着，悄悄记下熟悉的人家能兑现多少钱，小心眼里还要做个比较，特别是听到自家时，更是一阵小激动。后来，振国爷播报的金额越来越大，从几百到几千，直到开始播报“万元户”的名字。我家女孩子多、劳力少，终究没能上榜。其实大家每年期盼的从来不只是一串数字，而是辛苦劳作一年的盼头，是能宽裕地过个好年的底气。
村里的广播天天都有，少则一条，多则四五条：初中生要集中到镇里上学；村里为大家拉回吃的水；镇电影院包场，大轿车几点接送；谁家的亲戚来了找不到人；分西红柿、分北瓜……振国爷的广播五花八门，桩桩件件皆是琐事，听久了偶尔也会觉得絮烦，可哪一天听不到，又感觉日子里少了点什么。那声音就是如此的热气腾腾，满是峪里烟火的温热，每当这熟悉质朴的乡音响起，便感觉日子的节拍跟上了，耳朵踏实了，眼里有了希望，心里有了依托，前路有了方向，脚下有了奔头。
后来我离开故乡，便很少再听到振国爷的广播。他播报过的电影早已散场，爆米花也失去了往日的甜香，家家盖满红色印章的往来手册，早已不知去向，唯有那断断续续的广播声，像风一样，拂过峪里的每一处角落，刻在了老槐树的年轮里，融入了古街巷的石墙上，一如老宅门前电线杆上的那只旧喇叭，早已成为我心中永不褪色的图腾。振国爷的乡音更是刻在岁月里永不消散的回响。